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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锋简介

| 2012-03-07 中国雷锋网|

雷锋，原名雷正兴，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家。父亲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当过自卫队长，后遭国民党和日寇毒打致死。母亲张元潢在受到地主的凌辱后，于1947年中秋之夜悬梁自尽。雷锋不满7岁就成了孤儿，被好心的六叔奶奶收养。幼年雷锋上附近蛇形山砍柴时，被地主婆用刀在左手背上连砍三刀。所以，他从小对黑暗社会充满仇恨。

1949年8月，湖南解放时，小雷锋便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。连长没同意，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他。1950年，雷锋当了儿童团长，积极参加土改。同年夏，乡政府保送他免费读书，后来加入少先队。1956年夏天，他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，不久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，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，并于1957年加入共青团。1958年春，雷锋到团山湖农场，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开拖拉机。同年9月，雷锋响应支援鞍钢的号召，到鞍山做了一名推土机手。翌年8月，他又来到条件艰苦的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，曾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，当时的《辽阳日报》报道了这一事迹。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期间，他曾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5次被评为标兵，18次被评为红旗手，并荣获“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”的光荣称号。

1959年12月征兵开始，雷锋迫切要求参军，焦化厂领导舍不得放他走。雷锋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兵役局(现人武部)表明参军的决心。他身高只有1.54米，体重不足55公斤，均不符合征兵条件，但因政治素质过硬和有经验技术，最后被破例批准入伍。

雷锋入伍后，他被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。1960年11月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入伍后表现突出，沈阳军区《前线报》开辟了“向雷锋学习”的专栏。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，他荣立二等功一次、三等功两次，被评为节约标兵，荣获“模范共青团员”，出席过沈阳部队共青团代表会议。1961年，雷锋晋升为班长，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。1962年8月15日，他因事故不幸殉职。

雷锋小故事之“红领巾的知心朋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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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雷锋藏着两件心爱的东西：一条红领巾，一个大队长臂章。他从家乡到鞍钢，又从鞍钢到解放军部队，这两件东西，始终带在他身边。部队驻地附近，有好几所小学校，上学、放学的时候，少先队员们见了解放军叔叔，不是敬礼，就是问好。雷锋每次看到他们幸福的笑脸，就会想起自己的童年，和曾经帮助他“天天向上”的组织。1960年10月间，他担任了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和本溪路小学少先队组织的校外辅导员。他的工作任务很紧张，但他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，或者在大风大雨不能出车的时候，跑到学校去，和教师、辅导员、队员们谈心。平日里，他也抓紧一切机会，从报纸上、刊物上搜集革命领袖、革命先烈和革命英雄的故事，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，一有工夫就讲给孩子们听。他爱孩子们，孩子们也爱他，把他看成自己最亲密的朋友。

　　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，雷锋穿着崭新的军装，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向建设路小学走去。红领巾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把他的脸映得红彤彤的。

　　他一踏进小学校门，马上就被一群孩子围住了。孩子们像群喜鹊，跳着、欢呼着：

　　“欢迎雷锋叔叔。”

　　“请雷锋叔叔讲故事！”

　　雷锋和孩子们到一起，就高兴得闭不住嘴地笑。今天，他刚出车回来，本来身体很乏，可一想到孩子们希望他多来玩，也就忘了休息，放下饭碗，换了衣服，就跑来了。

　　雷锋和孩子们接近多了，他发现有许多孩子本来是很聪明的，可就是调皮惯了，自己约束不住自己，违犯纪律，还影响学习。因此他觉得当辅导员，应该想尽一切办法，把这些孩子领上正路来。

　　建设路小学六年级有个小马。这孩子很令俐，很活泼，就是调皮得要命，整天打打闹闹不好好听课，个子老大了还没戴红领巾。中队委员们气得都不理他了。雷锋知道了这件事，就说服队干部们：

　　“小马是你们的同学，大家有责任帮助他。他功课不好，要吸收他参加学习小组，帮助他赶上来，怎么好不理他呢？”

　　中队委员们说：“他不听同学们的话，怎么帮助他呀！”

　　雷锋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
　　这以后，雷锋就经常注意接近小马，给他讲故事，跟他谈心，约他到宿舍来玩儿。“

　　经过雷锋和老师的教育，和少先队的帮助，小马逐渐克服了爱玩爱闹的缺点，学习也进步了。当他第一次戴上红领巾，见到雷锋的时候，他紧紧拉住雷锋的双手，激动地说：“雷锋叔叔，我加入少年先锋队啦！”

鉴定人史宝光披露雷锋牺牲前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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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雷锋是在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５日牺牲的。关于他的死因，全国各媒体有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沉默，至多只提一句“因公殉职”。直到近几年来，才有一些影视片和新闻报道反映了当时的部分情景。本报编辑部近日接到多位读者打来电话，询问雷锋殉职的真实情况。为此，记者专程采访了与雷锋最后零距离接触的人，这个人就是现已离休的７２岁老干部史宝光。当年正是他和张峻（曾为雷锋生前先进事迹拍摄过大量照片）两人进行的现场勘察，并做出了“以身殉职、意外事故”的结论意见。他还亲手把雷锋放入棺木中。

　　一根细木方夺走一条宝贵生命

　　史宝光说：“我对那段历史相当清楚，因为后来我曾和张峻坐到一起查缺补漏，整理了脑中的记忆。当时我任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保卫处的中尉助理员，那是我军旅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次事故鉴定。”

　　史老说，现在关于雷锋牺牲的有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，有的更是胡扯了。

　　“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５日中午的时候，工兵团派人来沈阳汇报说，刚才雷锋因车肇事身亡！政治部领导感到事态重大，当即决定立案调查，并派我和搞摄影的宣传处干事张峻进行现场调查。我俩乘吉普车，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到达抚顺望花区的事故现场。那时，那里只有几个留守的人，战士们在别处施工还没回来呢。”

　　史宝光、张峻先听取了团里和连里的汇报，但他们谁也不是目击人，都说不太清。于是他们来到出事地点，即九连营房东山侧的一条人行通道口，还让当事人乔安山把１３号车开到现场重演当时经过。

　　乔安山当时很紧张，他以为史、张是军法处派来的人，要来逮捕他的。最后史宝光和张峻逐渐稳定了他的情绪，对询问一一做了回答：

　　他和雷锋驾驶“嘎斯”卡车，从工地执行任务回来时已接近午饭时间，雷锋与其商量，先把汽车冲洗干净后再回连，以备下午出车快捷。车便往九连炊事班室外水龙头处开。但汽车要走到水龙头处，就要走九连营房和房前一排晾衣杆之间的土道，由于有一根晾衣的木杆竖在入口处，所以要驶上这条道还得先拐个直角弯，这是不可能一次性就开得进去的。雷锋便下车查看地形，乔安山来驾驶。

　　当时雷锋是站在汽车左前方，离这根晾衣竿两米远左右指挥进车：“进——退——打轮——”等。车的前轮和车厢越过木杆后，乔看班长雷锋给他一个通过的手势，就开了过去。这时耳边“喀嚓”一声，他猛一回头，只见班长倒在地上，木杆已经折断。他急忙刹车，跑到雷锋身边，看到雷锋呼呼喘气，不省人事，就急喊救人。

　　雷锋被火速送到抚顺矿务局西部职工医院抢救，但这里条件有限，于是又转到沈阳军区２０２医院，路上用了５０多分钟。不过终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，雷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医生的诊断结论是：雷锋因头部右侧太阳穴受木杆重击，造成颅骨骨折，脑内大量出血而致死。令人悲痛的是，这木杆仅有６×６厘米规格，却轻取了一个那样热爱生命、热爱祖国、党和人民的伟大战士的生命！

　　雷锋之死定性：以身殉职，意外事故

　　史宝光在现场勘察时发现，那根木杆是从根部折断的，木杆上粘有黑色橡胶末，而车轮后胎上也有明显擦痕。除此，车厢板和木杆的上部均未发现刮碰的痕迹。据此，史、张二人认为：通道进口狭窄，加之地面不平，左高右低，木杆根部埋有凸头，致使汽车驶入时，车身倾斜，从表面上看是刮碰不到木杆的，而惟有车后轮胎左外侧，挤压到木杆根部，才使木杆从根部折断。加上晾衣铁丝的牵拉反弹力量，迅速击向雷锋，造成悲剧。

　　搞清楚基本事实后，据此分析研究认为：这次伤亡事件，既不是乔安山有意所为和驾驶员的责任；又不是雷锋同志指挥的失误，而是一次偶然、意外的伤害肇事。因此经过这一下午的工作，史宝光以上级保卫部门代表的身份，提出事故的初步性意见，即“以身殉职、意外事故”。

　　当晚，史宝光向从工地赶回营房的团政委韩万金做了汇报，并同连队指导员高士祥共同研究，由其出面，找乔安山谈话，为他卸下思想包袱。

　　同时，史、张还到医院看了看雷锋的遗容。那时雷锋躺在医院病床上，脸上干干净净的，仅在脸上包裹着纱布，仿佛仅是受了点轻伤而在安睡。张峻当时还为雷锋的仪容拍摄了几张照片。战士们给雷锋戴上了军帽，换上一套新军装，把遗体运回连队，并摆放在一间活动室。为防止天热遗体变坏，史宝光还特地买来４块大冰砖镇在雷锋遗体身下。

　　史宝光向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打了正式报告，关于雷锋同志的牺牲经过、性质和处理意见。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了各级组织认定和同意。后来在军内外发布讣告和通讯报道等，均以此结论为准。

　　史宝光解释说，为什么说是“以身殉职”呢？因为雷锋是在工作岗位上牺牲的，他作为班长在指挥本班战士乔安山倒车时牺牲的。为什么说是“意外事故”呢？一般人谈到雷锋牺牲原因时，常说是汽车撞的，其实不准确。事实上不是汽车直接撞的，而是汽车撞倒木方，木方打到雷锋头上。木方也不是顺向打到头上的，而是在铁丝的拉力作用下打到的。这个过程有三个环节，这两个人是意想不到的，当然是意外事故。这是比较客观、准确、得当的。说明雷锋不是无谓牺牲，也不是责任事故，既不影响雷锋形象，也不认为乔安山有直接责任。

　　不过即使如此，在众所周知的乔安山打破沉默之前的那段政治时空下，雷锋之死的具体原因仍没有人能够全盘托出。

　　雷锋葬礼盛况空前 人民群众夹道送行

　　雷锋的遗体被冰镇了一宿后，８月１６日开始入棺。史宝光这时已是治丧筹备会人员。他至今仍对盛入雷锋的棺柩印象深刻。他说，那是抚顺地方的一名机关干部捐赠的。他原本是为家中老人准备的，当听说雷锋不幸牺牲后当即送来。那棺柩的原料是黄花松，又大又沉，四条汉子根本抬不动。“棺壁大概就这么厚！”史老用手比量了一下，记者揣测，大约十三四厘米的样子。他说，以至于１９６４年对雷锋进行迁葬时，那棺柩没有一点腐烂，那都是后话了。

　　入棺时，史宝光亲自抱着雷锋的头，和班里的战士、连里干部一起把雷锋裹在洁白的布中，平稳放进棺木里，让他安息。曾经朝夕相处，多次得到雷锋帮助的战士们持枪为他守了一夜。

　　８月１７日，在望花区机关小礼堂，为一位普通战士举行了不同寻常的追悼会。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，周围摆放二十多个大花圈，雷锋的灵柩摆在前台中央，上方是张峻亲写的追悼大会横标。机关、部队的代表约有２００多人参加了追悼会。

　　会后，由摩托车开道，地方派出的业余铜管乐队奏起哀乐。悲痛气氛笼罩下，大小２０余辆军车载着花圈和部队官兵，为他们的好战友雷锋送葬，将他送到老虎台矿区的南山墓地。

史宝光说，此举在当时，对于一位战士之死，是盛况空前、前所未见的。沿途群众不禁好奇地问，部队送的是何人呀？一听到是雷锋后，都不约而同地加入到送行队伍中，更多的人站到马路两旁，默默地哀悼和思念着雷锋。

雷锋小故事之“好事做了一火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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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锋出差去安东，去参加沈阳部队工程兵军事体育训练队。他出差一千里，好事做了一火车。

　　从抚顺一上火车，他看到列车员很忙，就动手干了起来。擦地板，擦玻璃，收拾小桌子，给旅客倒水，帮助妇女抱孩子，给老年人找座位，接送背大行李包的旅客。这些事情做完了，他又拿出随身带的报纸，给不认识字的旅客念报，宣传党的政策。一直忙到沈阳。

　　到沈阳车站换车的时候，他发现检票口吵吵嚷嚷围了一群人，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没有车票，硬要上车。

　　人越围越多，把路都堵住了。雷锋上前拉过那位大嫂说：

　　“你没有票，怎么硬要上车呢？”

　　那大嫂急得满头汗地解释说：“同志，我不是没车票，我是从山东老家到吉林看我丈夫的，不知啥时候，把车票和钱都丢了。”

　　雷锋听她说的是真情实话，就说：“别着急，跟我来。”

　　他领着大嫂到售票处，用自己的津贴费被了一张车票，塞到她手里说：“快上车吧，车快开了。”那大嫂说：“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哪个单位的，我好给你把钱寄去。”雷锋笑道：“我叫解放军，就住在中国。”就转身走了。那位大嫂走上车厢还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向他招手。

　　雷锋从安东回来，又在沈阳转车。他背起背包，过地下道时，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，拄着棍，背了个大包袱，很吃力地一步步迈着，雷锋走上前去问道：“大娘，你到哪去？”

　　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俺从关内来，到抚顺去看儿子呀！”

　　雷锋一听跟自己同路，立刻把大包袱接过来，手扶着老人说：“走，大娘，我送你到扶顺。”

　　老人高兴地一口一个好孩子地夸他。

　　进了车厢，他给大娘找了座位，自己就站在旁边，掏出刚买来的面包，塞了一个在大娘手里，老大娘往外推着说：

　　“孩子，俺不饿，你吃吧！”

　　“别客气，大娘，吃吧！先垫垫饥。”

　　“孩子，孩子”这亲热的称呼，给了雷锋很大的感触，他觉得就像母亲叫着自己小名似的那样亲切。他在老人身边，和老人唠开了家常。老人说，他儿子是工人，出来好几年了。她是第一次来，还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哩。说着，掏出一封信，雷锋接过一看，上面的地址他也不知道，但他知道老人找儿子的急切心情，就说：“大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助你找到他。”

　　雷锋说到做到，到了抚顺，背起老人的包袱，搀扶着老人，东打听，西打听，找了两个多小时，才找到老人的儿子。

　　这些事后来被战友们知道了。有人评论说：

　　“嘿，雷锋出差一千里，好事做了一火车！”

　　雷锋却并没当一回事。

　　雷锋关心群众是一贯的。有一天，他正在部队驻地附近擦洗汽车。突然阴云聚扰，下起了雨。他连忙拉开帆布盖车，一抬头，发现公路上有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，怀里抱着个小的，手里拉着个大的，肩上还背着个包袱，“叭叽叭叽”膛着泥水，在大雨中吃力地走着。

　　雷锋跳下车来，迎上前去一打听，原来她姓纪，从哈尔滨来，要到樟子沟去。她发愁地说：“兄弟呀，叫雨浇得，我都迷糊了，往哪走是正路呢？”

　　雷锋听了，看看她背这么大的包，还带两个孩子，天又快黑了，下着这么大的雨，怎么走呀！就说：“大嫂，你在这里等等……。”他连忙跑回宿舍，拿来了自己的雨衣给纪大嫂披上，接过孩子来替她抱着，冒着风雨送她们回家。

　　一路上，那孩子冷得直打哆嗦，雷锋又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给孩子穿上，一直走了将近两个小时，才把她们送到家。纪大嫂感激地说：“兄弟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情意啊！”

　　雷锋说：“军民是一家，何必说这个……”

　　风还在刮，雨还在下，天也黑了。纪大嫂和家里人再三劝他宿下，等明天天晴了再走。雷锋想：刮风下雨算什么？一定得赶回部队，明天还要照常出车呢！就辞别了他们，又浑身湿淋淋地冒着风雨连夜跑了回来。

雷锋小故事之“可敬的傻子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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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快暖了，连队里发放夏衣，每人两套单军装，两套衬衣，两双胶鞋。大家喜滋滋地向事务长领来了衣服。发到雷锋的时候，他却说：“我只要一套军装，一件衬衣和一双胶鞋就够了！”

　　事务长奇怪地问道“为什么只要一套？”

　　他说，“我身上穿的军装，缝缝补补还可以穿，我觉得现在穿一套打补钉的衣服，比我小时穿的要好上千万倍呢！剩下的两套衣服交给国家吧！”

　　雷锋对于物质，即使浪费了一丁点儿都觉得心疼。他钉了一个木箱子，里面螺丝帽呀，铁丝条呀，牙膏皮呀，破手套呀，真是什么都有，他把这叫做“聚宝箱”。

　　要是车上缺了个螺丝，坏了个零件，他都先到“聚宝箱”里找，能代用的就代用。要是擦车布实在烂得不能用了，他就从“聚宝箱”里找出破手套，洗干净了作擦车布。至于牙膏皮、铁丝条什么的，他积到一定数量就卖给收破烂的，得了钱全部交给公家。

　　雷锋的生活很简朴，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。组织上每月发给他的津贴，他留下一角钱交团费，两角买肥皂，再用些钱买书，好扩充他的“小图书馆”，其余的钱，全部存入银行。他穿的袜子，补了一层又一层，最后，完全改了样，还舍不得丢。他用的搪瓷脸盆，漱口杯，上面的搪瓷几乎掉光了，他也舍不得买新的。有的同志实在不明白，就问他：

　　雷锋呀，你就一个人，没家没业的，干吗这样苦熬自己？“

　　雷锋说：“谁说我苦熬自己？现在的生活，比起我过去受的苦，真是好上天了。”

　　又说：“谁说我就一个人，没家没业？我们祖国大家庭有六亿多人口呢。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，党中央号召咱们发愤图强，艰苦奋斗，这样做不对吗？”

　　有的同志就说：“国家那么大，也不缺你那几块钱哪！”

　　雷锋说：“积少成多啊！每人一天节约一角钱，你算算，全国一天节约多少钱？当了国家的主人，不算这毛帐还行？”

　　有人说：“雷锋是傻子，是小气！”

　　雷锋以自己的行动，回答了那些不理解他的人们。

　　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，驻地附近的人民，欢欣鼓舞，敲锣打鼓，庆祝城市人民公社的成立。

　　他心里也非常喜悦，他想，在这个时候，自己能为公社做点什么好事呢？想着想着，了跑到储蓄所，把自己两年来在工厂、部队积下的二百元钱，全部取了出来，一阵风似地，跑到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，把钱往桌上一放，说：

　　“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！这是我对望花区人民公社的一点心意，收下吧！”党委办公室的同志，很受感动，说：“同志！我们收下你的这份心意，钱，我们不能收，你留着自己用，或寄到家里去。”

　　雷锋说：“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。我的钱就是给家里用的。”他又说：“我在苦里生，甜里长，没有大我，就没有小我。党和人民给了我一切，我要把一切献给人民和党。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，现在就让它为人民事业发挥一点作用吧”。

　　雷锋苦苦要求，公社仍然不肯收下，直到他说得哭了起来，公社的同志才答应收下一半。这件事大大地鼓舞了全体公社社员。他们说：“我们一定办好人民公社，答谢解放军……”

　　1960年夏末，报纸上发表了一条消息：辽阳地区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小灾。

　　对辽阳，雷锋有说不尽的深情厚谊啊！他在那儿参军，在那儿住过，劳动过。他马上怀念起那里的伙伴们，那里的乡亲们……。看了报，他急得直叹气。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派飞机给灾区人民送粮又送衣的时候，心里想：“党中央这样关心灾区人民，我这个人民战士，此刻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呢？……”他想到自己还有公社退回来的那一百元钱，便连忙写了封慰问信，顶着大雨，立刻跑到邮局，把一百元钱和信一起寄到辽阳去了。

　　他在日记上写道：“有些人说是我傻子，是不对的。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、有利于国家的人。如果说这是傻子，那我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，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，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。”